◎唐山

　　“这不是一本写战争的书，而是从天、地、人的角度来写出那段动荡岁月中的历史和错综复杂的人性，挖掘人与人、人与万物之间的感情，张扬苦难之中的真正大爱。”对于刚出版的、个人第16部长篇小说《山本》，贾平凹如是说。

　　《山本》聚焦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陕南小镇——涡镇，并以此为切片，展现出整个秦岭史内部的生长逻辑——冰冷而坚硬的现实，顽强的生命意志，充满韧性的道德情怀，朴野却偏执的性格……然而，历经搏斗、向往、背叛、血腥、忠诚之后，没人真正逃出命运的安排，他们终归沉寂——就像秦岭一样，默默地成为下一代人的布景。

　　与贾平凹的每部长篇小说一样，《山本》加入了许多创新，但它与贾平凹的每次创新一样，并未彻底背叛那个曾经的贾平凹。

　　《山本》是又一本“非常贾平凹”的小说，感动于作家的坚持，却又多少有些遗憾。

　　没有英雄了，世道就好了

　　整体上说，《山本》依然延续着“寻根文学”的脉络。该派以1985年韩少功《文学的“根”》中“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的文化土壤中”“在立足现实的同时又对现实世界进行超越，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迷”为始，阿城、贾平凹是其中代表作家，以后逐步发展为书写民族史的巨流。

　　严格意义上的“寻根文学”在上世纪80年代末已终结，贾平凹后期写作也带上了新写实小说的色彩，但其作品中的“寻根”色彩始终留存。读《山本》，很容易想起《高老庄》《古路》《带灯》《老生》等，同样是在用写史的笔法来写小说，同样是在用一个侧面来展现整个民族史。

　　《山本》以寓言为始：陆菊人的母亲去世，因家贫无钱买棺，父亲只好将她许给涡镇开棺材铺的杨家当童养媳，而陆意外得知家中的三分地“胭脂地”暗通龙脉，便要父亲把这块地给她当嫁妆。出乎陆菊人意料，因同情井家劫难，杨家允许死无葬身之地的井掌柜埋在“胭脂地”，井家二子井宗秀果然转运，当上涡镇首富，并在兵荒马乱的时代成为一方豪强。

　　几乎所有英雄传奇都有这样半真半假的开始，而水在其中常充当重要作用。比如罗马的创始人罗慕洛斯出生不久便被置于篮中顺水漂流，摩西、玄奘、岳飞均享受过同等待遇。在早期评书中，关公就擒前，特意将青龙偃月刀扔入水中，而孙悟空则从水中捞出了一根棒子。揭幕于水，闭幕于水，这是东西方共通的英雄叙事潜意识。

　　《山本》中的涡镇也有条河，却是两股水构成的漩涡，它永远在吞噬，绝无任何吐露。它像黑洞一样陪伴着涡镇人，仿佛是对人间一切挣扎的莫大嘲讽。

　　围绕着涡镇这方舞台，人们纷纷登场：一心想建功立业却最终沉迷于动植物学的麻县长、豪横一生却被手下割了生殖器的土匪五雷、胆大心细却死在叛徒之手的井宗丞、使井宗秀成为英雄却又看着他沉入张狂的陆菊人……

　　《山本》长达45万字，却高度浓缩，故事含量惊人，如采用传统写法，至少需三四百万字才能讲清。如此纷繁的生命故事，概括起来，无非是瞎子陈医生的那句话：没有英雄了，世道就好了。

　　自以为是龙，其实是鳖

　　然而，生在乱世，当英雄是无可奈何的选择。

　　井宗秀从没设计过人生，仅仅是为了高人一等，被逼上了当英雄的不归路。他足够精明，辅以陆菊人的鞭策。二人在似是而非的爱情中，保持着微妙的距离。

　　事实上，陆菊人早就洞悉了命运：井宗秀只是历史的一个结果，时代将他涂满亦正亦邪的色彩——他利用土匪五雷霸占他人财产，使自己成为涡镇首富；利用小姨子搞“连环计”，将五雷置于死地；又利用麻县长驱逐土匪，使自己能独霸一方……

　　井宗秀始终在几方势力间借用。当他的哥哥井宗丞因奸细三猫而死，他用最江湖的方式泄愤。在英雄幻觉下，井宗秀渐渐丧失自我，他崛起的代价是无数小人物的死，乃至涡镇的毁灭。

　　艰辛与不堪，拼成了《山本》。这段历史深深地沉入在一代人的基因中，所以在面对未来时，我们才会如此惶惑。

　　历史是利益博弈的产物，而非道德合理性的产物。越了解历史，我们便越会被它的暗面震惊，只靠历史，是无法引导人们走向明天的。

　　那么，该如何重建道德想象力？如何突破恶与恶循环的死结？

　　在后记中，贾平凹写道：“《山本》里没有包装，也没有面具，一只手表的背面故意暴露着那些转动的齿轮，不管是非功过，只是我知道了我骨子里的胆怯、慌张、恐惧、无奈和一颗脆弱的心。”

　　麻县长曾给井宗秀算命，让他报三个动物，井报了龙、狐和鳖。

　　麻县长的答案是：第一个动物代表对自己的评价，第二个动物代表别人的评价，第三个动物才表明根本。

　　井宗秀想成为龙，但在乱世之中，只有忍耐、静寂、大智若愚，才能活下去。

　　为什么要书写民族史

　　这些年来，类似的民族史写作不罕见，如迟子建的《群山之巅》、格非的《望春风》、葛亮的《北鸢》等。相比之下，贾平凹的写作有独到之处，即融入了新现实小说的笔法，即：放弃传统的“三一律”式、过度戏剧化结构，平静叙述生活本身，通过散点透视，展现生活的本来状态。

　　早在《废都》后记中，贾平凹便写道：“中国的《西厢记》《红楼梦》，读它的时候，哪时会觉它是作家的杜撰呢？恍惚如所经历，如在梦境。好的文章，囫囵囵是一脉山，山不需要雕琢……我看不起了我以前的作品，也失却了对世上很多作品的敬畏。”

　　《废都》后很长一段时期，贾平凹的小说并没有脱离主角与故事情节，但到《高老庄》时，已转向描写群体，而推动情节的力量已是偶然，而非精心的设计。

　　到2016年推出长篇小说《极花》时，贾平凹称：“我开始写了，其实不是我在写，是我让那个可怜的叫胡蝶的被拐卖来的女子在唠叨。”

　　成熟的创作者最终都会面临这样的困境：在过于强大的写作技术压迫下，难以找到自我，当提笔便是套路、便是“不得不如此”时，刻意放弃写作技术乃至反技术，也是一种自我突破。

　　将小说转为“唠叨”，优点是抹平了小说与现实之间的区别。毕竟现实是多元的，未必存在一个发生、发展、高潮、结尾的脉络。在生活的舞台中，人人都是自己内心的主角。事实是，刻意塑造出来的主角与刻意塑造出来的情节，仅能传达一种声音、一种经验，在震撼读者的同时，也在愚弄读者。可问题是，小说不是现实，它需要观众，这决定了：小说永远无法抵达所谓的生活真实，只能止步于艺术真实。如何将读者绑架到同一个剧场中、让他们产生共同的时间呢？

　　贾平凹选择了书写民族史，这很可能是唯一的解决方案。

　　小说不能只比下笔熟练

　　然而，站在书写民族史的角度，《山本》有值得商榷处。

　　其一，部分语言、材料太新颖，没有史的距离感。

　　比如麻县长给井宗秀算命，让他列举三种动物，本是常见的、游戏用的心理测验题，让“满腹诗书”的麻县长突然变身为无聊网友，让人有些难以接受。小说怕穿帮，类似亦今亦古的穿帮甚至已成贾平凹的写作特色。在《山本》中，闲汉们多处语言互撩中亦显出当代腔。

　　其二，有些意象在既往小说中已反复出现。

　　比如割生殖器，在《秦腔》《老生》《油月亮》等作品中均有，在《山本》中，不仅五雷被割，井宗丞也差点自割（因为没找到刀，得以幸存，他甚至还一度想到火烧法）。

　　再刺激的情节，如此重复，便难称妙笔。

　　其三，无意义的魔幻。

　　贾平凹的小说中常有魔幻色彩，但分量不多，且与他擅长的细节描写不协调。贾平凹炼字准确、传神，善于营造真实感。可在《山本》中，不论是野蜂，还是漩涡，乃至动辄飘下的皂荚，都带着强烈的炫耀气息，似乎这样就能给小说注入国际色彩。

　　其四，带有非黑即白的气息。

　　淡化了主角与故事情节，可人人都带上主角腔，所有细节都显戏剧化，这就很容易给读者以重复之感。“生活流”复归了现实的琐碎、偶然和平静，可代价是缺乏持久的故事动力，只能靠残酷、血腥、惊悚之类来吸睛。在《山本》中，土匪、枪战、撕票、变态、虐待等一一得到展示，可类似写作太多，使这些场面均难构成刺激。也许用惊人的恶能衬托出生命韧性，只是恶不再“惊人”时，生命韧性也就变成了“不过如此”。

　　值得反省的是：书写民族史这一条路是否已走到尽头？当它呈现为程式化、远离现实、批判乏力时，该如何开新？毕竟小说中没有规定动作，不能只比下笔熟练。

　　作家们钟爱书写民族史，常常是因为不知如何面对现代性，他们对人的无限膨胀感到恐惧，只好虚拟一个“天地之道”来呼唤敬畏。可在放大“天地之道”神秘感的同时，不能把人摆在从属地位，片面夸张命运、历史、永恒之类的魔力，这不仅阉割了文学中最具活力的部分，且很容易走向历史循环论式的反智，最终被绝望与邪气所笼罩。

　　在《山本》中，当涡镇毁灭时，活下来的只有习惯于隐忍的小人物们。“天地之道”终归于虚无，那么，我们究竟该敬畏什么？究竟该何去何从？

　　如果答案只是“从来如此”的话，又何必写成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