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李睿

　　刘震云是当代文坛重要的作家,随着《一地鸡毛》《手机》《我不是潘金莲》《我叫刘跃进》《一九四二》等电影的上映,亲自担任编剧的刘震云也与影视圈结下了缘分,这些影片也获得国内外多项电影编剧大奖。

　　2020“大师之光”青年编剧高级研习班于9月21日在济南市莱芜区开始了为期一周的交流学习,9月24日,刘震云围绕“从文学到电影”主题,对文学作品与电影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浅出的阐述。

　　“我不是一个好编剧”

　　作家出身的刘震云,对文学创作、电影剧本创作之间的转换和异同有着深刻的感悟,待全员落座后,刘震云的第一句话是:“我不会写剧本,只能讲剧本创作失败的经验,将我的‘不懂’告诉大家。”

　　刘震云认为自己“是一个好作家,但不是一个好编剧”,他对文学作品和电影的异同做了阐述,认为小说重视人物的心理描写,可以用对白、陈述等方式直接地表达,但电影不可以；小说的容量是无限的,字数不受限制,所以其承载的内容无限,而电影绝大多数都会控制在120分钟以内,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故事结构和人物结构的起承转合,其承担的内容也注定要少一些。

　　针对创作者来说,小说是个体创作、一个人的写作,电影则是系统性的工程、需要多部门协作的工业流程。当习惯个体创作的作者加入到电影创作的系统性工程中,有时候会手足无措。

　　刘震云将小说比作大海,“表面的浪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海水底部的涡流以及与日月星辰的关系；而电影像奔腾的河流,情节不断向前运动,其中会有瀑布飞落。”

　　如何写好一个故事?刘震云分享了自己凭借“数学好”考上北京大学中文系的经历。刘震云很早参军,在戈壁滩上度过了多年的军旅生活,1977年恢复高考时,他选择参加高考,优异的数学成绩让他成为河南省高考状元,进入北大中文系就读。这也是他后来写小说写得好的原因,“我故事写得好,可能是因为我数学好。写故事就像做数学题一样,数学通过公式推导结果,故事也需要前因和后果的逻辑。”

　　当然文学作品不仅要结构好,更重要的是表达。“留住时代中那些珍贵的人和事,以及隐藏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情感”,这或许才是艺术的功能所在,也是文学和电影的相同之处。这也是从事文学和电影行业的目的,让这份珍贵可以冲破时空的限制,永葆青春地流传下去。

　　“独特的认识成就伟大”

　　刘震云认为,一个好的导演和编剧,首先应该是好的思想家,有对生活、对文学、对电影、对表演的独特认识,否则只是平庸的工作者,反之才有可能伟大。

　　刘震云用经典文学作品《红楼梦》和《水浒传》来举例。

　　《红楼梦》的伟大之处在于用“石头”和“草”比喻贾宝玉和林黛玉。林黛玉是一株绛珠草,是整个家族的外来人,她用“泪眼”看世界,整个《红楼梦》也是以“泪眼”的角度来看待世界；除了“泪眼”,小说中还有一个特殊的角色刘姥姥,刘姥姥从“贫穷”的角度看待四大家族,这也是很独特的视角。

　　《红楼梦》的伟大还在于它讨论了“干净”和“肮脏”的思辨关系,上升到了哲学角度。人性肮脏很多读者能看到,但《红楼梦》当中还有干净的“水”和“石头”——林黛玉的眼泪是水的结晶；贾宝玉这个石头,在小说中也不断地被水冲洗。

　　刘震云举例自己的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他在写底层人民的心理时讲:所有下层劳动人民都不爱说话,话都藏在心里,万千心事汇成一股洪流。他认为,导演、编剧要以哲学思想和认识论思想来指导自己的创作。

　　在举例《水浒传》时,刘震云认为这本书的伟大在于,作者施耐庵用独特的链条式故事结构阐述了对整个大宋朝的认识。《水浒传》中展现了当时社会上的两套语言:朝堂的语言和江湖的语言。这两套语言支撑起了整本小说。

　　刘震云认为,林冲是《水浒传》中写得最好的人物。身为八十万禁军教头,和曾经的提辖鲁智深聊天时,两人都曾是朝堂之人,说的却是“江湖上的话”。而后被高衙内步步紧逼,自己步步退却,直至被陷害发配沧州,风雪山神庙,大快人心,完成了人物性格的转折。因为林冲终于意识到当时他的处境是“你死我活”,所以手刃仇人,直奔梁山。

　　“如果施耐庵只写到这里,还谈不上伟大。他伟大的地方在于,林冲‘上梁山’之后的‘下梁山’。梁山老大王伦不敢接收林冲,于是以没有投名状为由,派两个小弟跟着林冲要亲眼看着林冲杀人。可是因为梁山周围的百姓知道路途凶险,大多是结伴而行,林冲没有机会下手。当终于发现一个落单的货郎时,林冲的反应是‘天佑我也’。”

　　刘震云说,这种“上梁山”和“下梁山”的结构设置,将林冲的人物经历和内心起伏展现得无比深刻。也通过林冲,让“朝堂之语”和“江湖之话”重叠转换,呈现了大宋畸形的状态。

　　刘震云还分享了在荷兰参加自己的新书交流会时的经历。一个读者告诉他,自己在读《我不是潘金莲》这本书的时候,笑到发疯,但主人公李雪莲对着一头牛倾诉的情节让她落泪。李雪莲为了一句话,花了20年的时间,依然没能纠正过来,还让自己的悲剧成了别人的笑料。只有牛是一直跟她在一起的,她觉得只有牛能相信自己说的话。李雪莲强烈的孤独感染了这位挪威的读者,除了牛,还有谁能相信李雪莲说的话呢?这位读者突然想到,还有这本小说的作者可以相信李雪莲的话,创作者就是这头“牛”,来倾听“李雪莲”的心事。

　　也就是说,文学和电影工作者,如果只有文学和电影的才华,是不够的,还需要有思想的才华。要能够准确捕捉那些隐藏起来、被忽略的人物情感,如果能捕捉并呈现这些常见却被忽视的人和情感,将会是一部很好的作品。

　　“作家成为好编剧不容易”

　　刘震云的作品最早被改编是1995年,那也是他和冯小刚初次合作。冯小刚根据刘震云的两个短篇小说《单位》和《一地鸡毛》,拍摄了电视剧《一地鸡毛》,由陈道明和徐帆主演,刘震云担任编剧。

　　这之后,刘震云相继担任了根据自己小说改编的电影《手机》《我叫刘跃进》《一九四二》《我不是潘金莲》以及《一句顶一万句》的编剧。关于文学、电影剧本、电影拍摄三者之间的不同,刘震云有直接的体会。在与冯小刚和张国立合作过程中,他发现小说中长段的台词放在电影剧本中大多是不合适的。

　　而小说对环境文学性的描写,在电影呈现上也会遇到问题。如在写《一九四二》的时候,刘震云写的是灾民的队伍前不见头后不见尾,这短短一句话需要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拍摄；在写《我不是潘金莲》的时候,李雪莲在牛棚与牛倾诉心事之后,最终决定还是要去告状,他的剧本是“一夜过去了”,用电影语言表现出李雪莲这一夜的心理历程,并不容易。

　　电影剧本中,对人物之间的纠葛状态往往是有强烈的要求。文学则不同,人物之间可以是很稀疏的关系。电影对文学的改编,最主要的是借鉴其故事结构、人物性格、创作角度,让电影观众和小说读者一样感受到故事中强烈的情感张力。

　　“我的小说其实都不适合改成电影,因为电影要求集中、清晰,而我的小说恰恰相反,杂而散,而且基本没有故事,这就会自动考量谁是特别好的导演。《一句顶一万句》写出来之后,有五六位一线导演都找过我,说希望改成电影,但是小说里有100多个人物,他们都问我,如何把这100多个人物装到一部120分钟时长的电影里?我认为,这是电影导演应该解决的问题。”刘震云表示。

　　“如果自己做不好,那就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并且相信他们。”他以话剧《一句顶一万句》的为例,十分肯定该剧导演牟森对于作品“众声喧哗”的理解,“有人说我的这部作品是讲孤独,其实我讲人们的勇敢,讲普通人的心事。”导演牟森在话剧《一句顶一万句》中引入了古希腊戏剧中的歌队,对此刘震云也颇为认可,“这是一种很有震撼力的戏剧形式,是讲心事的一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