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日报

　　陈燕语

　　晚清民国期间，一个庞大的画家群体以上海为活动中心鬻画为生，所作绘画兼具艺术性与商业性，雅俗共赏，被称之为“海上画派”。进入20世纪后，“海派”的范围逐渐扩散到戏曲、文学、音乐、电影、美术教育等领域，乃至社会风尚、生活方式、言谈举止等，于是有了“海派文化”的概念，成为上海的文化主流，而海派绘画是理解海派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

　　近日，中华艺术宫于线上、线下同步推出“水墨缘：近现代海派艺术大家系列展”，聚焦任伯年、吴昌硕、黄宾虹、吴湖帆、林风眠、刘海粟、吴大羽、倪贻德这八位近现代海派艺术大家，呈现了海派大家们在中西兼容、雅俗共赏的氛围中出现的独特的美术史叙述模式和文化史的思考语境等诸多历史迹象，尤其体现了中西绘画的矛盾与融合和海派文化的包容开放的态度。

　　身为清末民初海派艺术的代表人物，任伯年、吴昌硕、黄宾虹、吴湖帆四位大家在对传统中国绘画的学习和延承基础上，师法古人，博采众长，呈现出“借古开新”的艺术面貌。

　　任伯年擅长描绘现实题材，其人物、花鸟、山水无所不能，工笔设色、水墨、写意无所不精，并融合市民审美趣味。其花鸟画旁参“鸳湖派”后劲而领兼工带写形式之胜，人物画技压“城隍庙派”和“改、费传派”而起明清两代之衰。吴昌硕以金石入画，且大胆运用浓丽色彩。他将强化“碑版书法”意味的大写意画大张旗鼓地推上了历史舞台。与赵之谦的“视象明快、色彩艳丽、笔含篆隶魏碑的宽博淳厚之风”和虚谷的“将秃笔偏锋、冷峻诙谐、雅逸俗艳熔铸于一炉”不同，吴昌硕则在外似粗拙、内蕴雄阔、笔致酣畅、气势磅礴的图式趣味中引领风骚，具有更加典型的示范性意义。不仅将其影响推向大江南北，启发了齐白石之类的画风变革，而且率先成为新兴美术教育的中国画本体论依据，左右着人们的形式趣味价值观。

　　山水画曾是古时江南画坛的强项，但到海派绘画兴起时已沉寂许久，当时统辖山水画坛的主要风格，仍多为董其昌和“四王”的流风余韵。黄宾虹的山水画融会唐宋元明诸家，推陈出新，创“五笔七墨”法，构图元气淋漓,笔墨浑厚华滋，气韵高古朴茂，为海派山水画提供了新的创作面貌。民国时代传统鉴藏氛围犹存，吴湖帆出自江南望族，家藏甚富，喜摹古，亦擅松、竹等，初学“四王”，后追溯董其昌直至董源、巨然、郭熙等五代、北宋诸大家。其画合古今中西之法，立体感强，设色明快，有烟云苍茫、泉石浩荡之感。四位海派大家的绘画风格虽各有差异，但共通之处在于保存传统民族特色的基础上推陈出新，适应了新时代的生活方式与艺术文化思潮。

　　步入20世纪，中国画坛出现了种种关于中西融合的观念和实践，既注重西方表现性语言与传统写意的结合，也侧重西方写实性语言与传统写意语言的结合，这是中国美术在20世纪“西画东渐”的文化移植中所作出的现实选择。

　　海派艺术名家的“中西融合”之道，当首推林风眠和刘海粟。林风眠秉承其留学时期从西方发现东方的思想，认为东西方艺术“因相异而各有所长短”，主张的中西调和也侧重本体语言的探索:一方面立足于中国传统民俗文化，另一方面运用西方绘画之技巧，在领悟东西方艺术的精髓之余，实现中西融合。

　　刘海粟并非科班出身，但他着眼于中西绘画的共通处，在中国文人写意画与西方后印象派之间找到一条表现主义的连线。深受康有为影响的他持“合中西而创艺术之新纪元”之理念，在绘画上，取东西方艺术之表现主义的倾向，用笔强劲有力，色彩豪放、浓烈。

　　在历经了先声、酝酿和开拓的历程后，“西画运动”逐渐进入鼎盛之期，出现了以振兴中国现代艺术为理念的现代艺术探索。以留欧与留日艺术家为主体的创作群体，依托专业的美术院校和西画团体，构成了海派艺术新的时代标程。他们从教学实习和创作研究，全面展开中国现代美术发展的纵深格局。吴大羽和倪贻德两位艺术大家即是其中代表人物。他们都曾于20世纪20年代留洋，在此过程中受到了西方现代主义美学的影响。

　　作为“决澜社”主要成员之一的倪贻德，一直致力于现代艺术启蒙运动，并且对西方各个时期各家各派的不同风格、不同技法，都做了广泛深入地研究。倪贻德擅画风景，兼擅油画、水彩和速写，他的画果断、明确、纯朴、坚实，用笔精炼，以简驭繁，色调爽利，情感真挚，生活气息清新浓郁，作品重视塑造对象的精神实质而具有鲜明的个性。

　　被誉为“中国抽象艺术先驱”的吴大羽，其绘画介于意象与抽象之间。吴大羽对印象派以来的现代艺术有着深刻地理解，其艺术多取法于法国现代绘画诸流派，在色彩表现与形式构成方面都极富才华。早年好作大幅具象画，色彩强烈，富于视觉冲击力；中晚年顶着巨大的社会压力，把中国画的写意笔法与西画的浓郁色彩结合为一体，成就其不同于西方的抽象表现主义新图式，是一种充盈东方诗意的抽象艺术。

　　林风眠《捧白莲红衣仕女》

　　倪贻德《北京人民大会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