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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康内余音涌动 刻录在中国记忆中的音符

2020-07-14 13:45:35 来源:北京青年报

中国电影人、音乐人听到了什么

莫里康内余音涌动 刻录在中国记忆中的音符 

  91岁的莫里康内写下一封信与世界告别:

  “我决意不公开举行葬礼。原因只有一个——我不想打扰。”

  但是,一场隆重的“葬礼”却自然呈现:自他于本月6日辞世,直到今天,这位重量级世界音乐大师一直牵动着全世界影迷、乐迷的心绪。即使仅在中国来看,也是评论、报道、纪念文章不断,从严肃音乐圈、影视大腕到普罗大众,人们纷纷在朋友圈发文悼念,贴上自己最爱的莫氏音乐——有人说,这是第一次,一位音乐大师走了,朋友圈里分享的曲子都不一样。

  《美国往事》《天堂电影院》《海上钢琴师》《西西里的美丽传说》《镖客》三部曲……无论从电影还是从音乐角度来看,这些作品,都占据着影迷心目中不可动摇的经典地位。而莫里康内一生为500多部电影创作过音乐。

  贺秋帆2012年在佛罗伦萨,与莫里康内音乐会“擦肩而过”,遗憾之余,在街头与音乐会海报合影。 供图/贺秋帆

  可以说,莫里康内的作品在中国的影响持续了40年之久。莫里康内的电影音乐最早进入中国人的视野,还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美国往事》的主旋律,成为很多“60后”、“70后”难以磨灭的青春记忆。本世纪初,《海上钢琴师》在新一代中国影迷、乐迷心目中“封神”,至今,斩获2016年奥斯卡、金球奖的《八恶人》以及《被拯救的姜戈》、《无耻混蛋》等,仍为中国影迷津津乐道。莫里康内与中国电影人的合作,则是从1982年的《马可波罗》,直到2013年的《一代宗师》。

  那么,在中国音乐人和电影人的眼中,莫里康内带来了什么样的感受与思考呢?欣赏之外,必然还有对“电影音乐”、对中国电影与音乐的重新审视。

  在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叶小纲看来,音乐在一部电影中,应当是高于影像、引领叙事的存在。因为音乐是不可言传,却可以穿透语言、画面甚至社会文化局限,洞见人类共同情感的艺术表达形式,“这也是中国电影界和音乐界应该意识到的问题。不重视音乐创作的价值、舍不得在音乐上下功夫、总想着在音乐制作上省钱的做法,正是中国电影发展中过不去的坎。”

  初见

  “2004年底一个深夜,我在看完近四小时的《美国往事》之后无法站立,平生第一次用遥控器往前翻演职表,翻到音乐,翻到莫里康内,当时一个强烈的感受是,我整个的漫长观影史就是为了等待这一刻的到来,现在来了,此前的人生突变为一无足观。”10日,贺秋帆在给北青报记者的微信中这样写道。

  贺秋帆热爱古典音乐,更是资深影迷,他从1997年便开始成为北京三联《爱乐》丛刊的撰稿人,之后又长期为《看电影》《午夜场》杂志撰稿,他的音乐讲座和影评,如今在乐迷、影迷眼中有着相当的分量。谈起莫里康内的电影音乐,贺秋帆告诉北青报记者,自己专门在网上检索过莫氏的作品,发现根本听不过来:“莫里康内配乐的影片近500部,精品大概20部,百听不厌的有10来部,此数字在我所知晓的电影配乐作曲家里位居第一,永不更改。”

  贺秋帆曾经在微博中发过一篇题为“难以忘却的童年观影体验之《蛇》”的博文,忆及上世纪80年代,自己年少时看到过的一部法国谍战片《蛇》:“许多年后,我才发现此片配乐是伟大的莫里康内。”

  这部电影,在莫里康内的中国拥趸中,知道的人也不多,但却是莫里康内最开始被中国乐迷听见的作品。“电影是法国1973年拍的,中文译制大约是1976年的事,原本是‘内参片’,1980年才开始在中国影院公映,片头还有李梓(著名配音演员)旁白的演职员表。”

  贺秋帆觉得,“在当时中国译制的发达国家电影里,《蛇》就算不是综合水准最高的一部,那也是智商水准最高的一部,且细节桥段无处不精。片尾两德边境交换间谍,尤伯连纳对亨利·方达和菲利普·努瓦莱撂下一句‘遗憾呢!’就此别过,远景中,两个渺小的人影在桥上交汇、错开,画外先是吉他主弦的砰然拨动,再带出歌剧咏叹调式的女声,辅以合唱和声,构成了关乎冷战背景下间谍人生的存在主义况味的一番浩叹,立意骤然提升,至今余音绕梁。”

  莫里康内与马友友合作的专辑 供图/贺秋帆

  1982年,中意美英合拍的连续剧《马可波罗》以胶片版形式在中国银幕公映。其实开机前,莫里康内曾作为主创第一次到访中国,不过并不为众人所关注,《马可波罗》的配乐也并未给贺秋帆留下什么印象——“也难怪,以彼时国内影院视野,谈论莫里康内为时尚早。”

  植入

  同一部《美国往事》,相似的震撼,王斌比贺秋帆早了16年体验。

  策划过《活着》《满城尽带黄金甲》《有话好好说》《一个都不能少》等电影,为《英雄》《十面埋伏》等电影编剧的王斌,彼时(1988年)刚刚从石家庄文联借调到北京青年电影制片场文学室做编辑。

  “当时最幸福的事,就是可以在小西天那边的电影资料馆看外文电影,很多是同声翻译的那种。那个年代,电影还是紧俏的精神食粮,多数要靠各路朋友之间互相借录像带来满足饥渴,而越是好片子,录像带会被反复转录而变得画面模糊,丢帧、卡顿,甚至看到半截坏掉,都是常有的事。但我永远忘不了那盘《美国往事》,从一个法国朋友处借来时,完全没听说过这部电影的任何信息,就是瞎看。结果,四个小时的片长看下来,完全被震撼了。在破旧、杂乱的小库房里,面粉袋子和旧家具中间,童年的詹妮费·康纳利一袭白裙跳着芭蕾,门后偷窥的眼睛从含泪的老年闪回成懵懂的少年……那段音乐《Amapola-part 2》,就是时隔多年再次响起,仍能在一秒钟之间把我拉回到第一次观影时的那种震撼中。”

  王斌说,这部电影和它的音乐,是自己的经典记忆,用一个字形容对它的感觉,是“亲”。这种感觉显然已经超出了欣赏的范畴。为什么?或许对王斌们来说,这是一种奇特的际遇——在情感和灵魂的共鸣中,时间和空间的界限会消失。

  《美国往事》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的纽约,几个底层少年在粗粝现实中挣扎、毁灭的叙事背后,是纯粹的青春记忆与悲悯的灵魂救赎。而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武侠小说流行,“江湖”“发小”“兄弟”“仗义”“英雄”正是那时年轻人热血青春的“关键词”,王斌们从这部电影和音乐中读出的,是自己的青春。也难怪当时此片的港版译名为《四海兄弟》。“莫里康内的音乐,完整、深切地唤起了这种灵魂深处的共鸣,消弭了语言、影像、国界与种族的界限,让共情成为一种独立的存在。而这,正是电影音乐至臻之境。”

  “植入”,王斌谈及莫氏音乐对自己的影响时,这样形容。的确,漫长的40年间,莫里康内对中国一代电影人和音乐人的影响不言而喻。马友友曾说,自己从记事起就爱上了莫里康内的音乐,“当我读着莫里康内的乐谱,上面写的不仅是音符的皮相,我看到了血肉真实的艺术。”吴宇森也曾坦陈:“做《赤壁》时,剪片的时候就一直在听莫里康内的音乐,他给了我很多灵感。”

  引领

  对莫里康内的缅怀,也让人们再次审视“电影音乐”的价值与境遇。

  “说到底,电影音乐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面临着一种尴尬的境地:一方面很难潇洒地撇清自己和影像的关系,从而诠释自身的独立价值。另一方面,从观众的角度来说,人们愿意看电影听其中的音乐,却很难单独把电影音乐作为一个独立的音乐作品。”著名乐评人、曾任《爱乐》杂志主编的曹利群说。

  而作为电影音乐大师,莫里康内在被问及“希望如何定义自己“时,答曰:“音乐家。”从中似乎也不难令人读到一丝唏嘘。

  在大多数人的理解中,“音画对位”似乎是一个“好的电影音乐作品”的标准。许多人有过这样的经历——凭借莫里康内的一些电影音乐片段,会回忆或者对应电影的画面和其中的细节。

  而在这一点上,曹利群更推崇另一种意义上的“音画对位”——《肖申克救赎》中,安迪宁愿被关禁闭,也要播放莫扎特歌剧《费加罗的婚礼》的女声二重唱“晚风多么轻柔”,只那一刻,众囚犯的精神获得了自由的放飞;库布里克的《发条橙》中,几个男孩的恶行与对贝多芬音乐的恶搞,其间造成了极大的反差。“这都是好手段,前者,音乐让电影升华;后者,音乐先让观众震惊,随后陷入深深的思考。”

  “莫里康内当然不是浪得虚名之辈,只是圈子内外的溢美之词太多。上个世纪60年代,他是电影音乐的开派者,这是毋庸置疑的。在管弦乐队之外,口哨、口琴、吉他、犹太竖琴乃至排箫,都可以信手拈来。虽然这种风格是被预算逼出来的,但毕竟已然成为他音乐的标签和符号。把古典音乐、流行音乐、乡村音乐、爵士音乐打通、合成,也不是随便可以做到的。音乐与影像以及故事情节如影随形,不离不弃,或流畅或优美,或粗粝或满满的乡愁,都是他的电影音乐的特点。但这些还不足以构成一个好的电影音乐的标准。”

  在曹利群、王斌、贺秋帆看来,一个“好的电影音乐“,还有一种更高的境界,那就是,当电影音乐脱离开电影之后,能够达到自身的完满。

  “必须看到,莫里康内一生有500多部电影音乐作品,而我们能够评判的依据也只是有限的一部分。他其实是数量上去以后收取质量制高点的人物,精品率并不高,但是那些精品却实在‘诱人’。他的一些精品,绝不是陪衬与受支配的,比如《美国往事》,筹拍长达十余年,因而早早地完成了谱曲和录音,等到开拍,导演塞尔乔·莱昂纳干脆在片场里循环地播放莫里康内的音乐营造氛围,音乐成了引领影片的主调,支配了情绪走向。”贺秋帆说。

  王斌坦言自己素来不喜欢听电影原声CD,“因为绝大多数电影音乐一旦与影像割裂开,便显得空洞。”但莫氏《镖客》三部曲的原声大碟却被王斌认为极具收藏价值,“即使完全脱离开电影画面,这些音乐仍然具有自己强大的独立性和视觉性,瞬间将人带进那种粗犷与辽阔,并且没人在乎是在哪个时空的粗犷与辽阔。”

  曹利群认为,在处理音乐与电影的关系上,不得不说起希腊女作曲家卡兰卓。“据说除了她第一次和安哲罗普洛斯的合作之外,后来的电影都是导演让卡兰卓先创作音乐,后由导演构思剧本。这在西方电影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卡兰卓的音乐来自一种内在的、本能的召唤,而不是电影影像本身。在两个人的合作中,音乐不是从属的,不是故事的附属品,电影和音乐的关系是因果循环、相得益彰。影像无疑会给予卡兰卓启发,而安哲罗普洛斯也会由音乐联想到关于影像的处理。在构思安哲罗普洛斯的七部半电影的过程中,每一部音乐都可以独自成立。从创作之初,卡兰卓就会顾及到整个电影音乐的谋篇布局。”

  不舍

  “从审美的角度来说,如何在电影音乐创作中把握‘静默’一词,也是至关重要的。”曹利群说,“电影音乐作曲家普赖斯纳(电影《红》《黄》《蓝》的配乐者)有一段切中要害的说法,‘当你要找一段适当的音乐配在电影里,首先要考虑音乐与静默之间的恰当关系’,也就是说,音乐在出场前与出场后的那个空间,是最为重要的。而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恰恰也追求一种音乐与非音乐之间的关系。

  “但莫里康内的电影美学追求与此不同。一方面,意大利人天生的爱好旋律,有着那么多的歌剧咏叹调和民歌,作为作曲家,一旦有了好旋律便舍不得割舍,同时更希望音乐与画面和故事相得益彰,甚至能够增分而不是减色。正如美国导演埃德加·赖特所称,莫里康内是‘能够把一部普通的电影,变成必看的电影’的一位作曲家。这当然是一种赞扬,但也让我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到莫里康内的问题所在:过多的音乐,若不注意节制,不谨记静默之道,稍不留神,就会使音乐过度煽情,喧宾夺主。当然这不等于说,莫里康内不懂得电影里的‘呼吸’,只是说,相比其他一些欧洲的电影音乐人来说,莫里康内显得过于执着于自己喜欢的表达方式。”

  对于这样的“喧宾夺主”,贺秋帆则有另一种角度的理解:“到上世纪80年代,莫里康内已成行内巨匠,故作曲上也多有自身独特气质的注入——他那种意大利歌剧咏叹调风格的旋律往往喧宾夺主,但正是这种喧宾夺主最是令我不舍。”贺秋帆认为,莫里康内最不可企及的乃是旋律天赋,而不是与影片剧情整合的能力,“我怀疑他的旋律跟莫扎特一样,根本流不完,平常只是关注内心,记录备用,但有委约,去备忘录里一翻便有,稍加提炼变奏即可。再看他在1986年的金棕榈影片《教会》里所写那段双簧管《加布里埃利主题》,我把它看成莫扎特单簧管协奏曲以来最伟大的木管类严肃音乐,那种诗意,要不牵出艾青《我的季候》这几句,真是奇了——‘偶尔听见从静寂里喧起的/它的步伐之单调而悠长的声响/真有不可缺的抑郁/袭进你少年的心头啊’……

  “说到旋律天赋,自然想到他的几位同行,比如希腊的范吉利斯,力道全在和声铺成的能量;比如同为意大利作曲家的尼诺·罗塔,旋律自成体系,但立足点还是基于亚平宁半岛,为近代意大利人及其后裔的心灵史诗的专属乐师。而莫里康内,则超越了国族,成为整个人类步入现代文明过程的歌者。”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张楠 供图/李丛(除署名外)

编辑:郑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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