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国庆档最重头的献礼片《我和我的祖国》，因其豪华的制作团队和入心入耳的前期宣传，一上映就收获了观众的热捧。相比选择重大革命历史事件模式，这部电影从新中国70年的历史长河中摘取了七个具有代表性的事件，从普通人的视角来表达“我”与大时代同行，重新定义了“我”和祖国的情感勾连。

　　《我和我的祖国》是一首创作于1985年的歌曲，携带着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底色。其中，“我”是在上世纪80年代新启蒙文化的氛围中登场的，不再是集体化的“我们”，而是情感充沛的“我”，“我”是赤子、是浪花，“我的祖国”是母亲、是大海。

　　如果说创作于1950年的《歌唱祖国》把祖国变成政治化的山水，那么《我和我的祖国》则把大山大河重新自然化，“我”和“祖国”的关系也从“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的豪迈变成了“每当大海在微笑/我就是笑的旋涡/我分担着海的忧愁/分享海的欢乐”的亲昵。

　　电影版《我和我的祖国》正是以不同历史时代的“我”为主线，讲述了“我”与祖国的情深和喃喃私语。

　　历史高光时刻背后的小人物与见证者

　　上世纪80年代，大众文化兴起后，形成了两种历史观：一种是英雄史观，这不仅指那些彪炳史册、建功立业的秦皇汉武，也指近现代历史中为国家、为民族救亡图存的仁人义士和革命者，其中当然包括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人们；第二种是平民史观，也就是小人物被卷入大时代当中，成为旁观者和亲历人，在这种人道主义叙述中，个人是历史潮流的被动接受者。英雄史观和平民史观看似截然对立，其实却是同一种历史逻辑的产物，个人要么成长为英雄、创造历史；要么变成小人物、在英雄身后和英雄一起创造历史。

　　《我和我的祖国》采用的是平民史观，七个故事塑造了七位小人物。一类是那些高光时刻背后默默奉献的参与者：如《前夜》中为1949年“开国大典”研练电动升旗的工程师，《相遇》中为1964年“原子弹爆炸”隐姓埋名的科技工作者，《回归》中为1997年“香港回归大典”服务的警察和钟表匠，《护航》中为2015年“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式”护航的替补女飞行员；第二类是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者：如《夺冠》中观看1984年8月8日中国女排奥运会夺冠的弄堂百姓，《北京你好》中参与2008年北京奥运会服务的出租车司机，《白昼流星》里亲历2016年神舟十一号飞船返回舱的两个失足少年。

　　他们是这七个特殊时刻的参与者和见证人，是“分担海的忧愁/分享海的欢乐”的“浪花一朵”，电影成功诠释了《我和我的祖国》这首歌所表达的个人际遇与祖国命运相生相伴的深情厚谊。

　　抚平伤痕，达成个人与时代的和解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有两种伤痕故事：一种是把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故事叙述为个人遭遇历史的创伤，“伤痕”叙述也成为上世纪80年代凝聚人心，走向改革开放的情感动力，比如知青故事；第二种是近些年出现的“新伤痕”故事，这是把上世纪80年代变成一种充满感伤、创痛的时代，如《归来》中“平反”归来的人却无法真正“回家”，《芳华》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文工团经历的解散。

　　而《我和我的祖国》磨平了这些历史的伤痕，把个人的、家庭的创伤重新塑造为一种伟大的奉献精神。《相遇》中，张译扮演的科技工作者高远秘密参加了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只能与恋人“玩失踪”，即便在公交车内偶遇也不能相认。车窗内，是失散三年的女朋友向高远的深情告白；车窗外，是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的群众庆祝大会。车窗外的呼喊声进入车内，打断了这对恋人相认的冲动，随后两人加入了游行的人流。《相遇》不再是《人到中年》中科技工作者自我牺牲的悲剧，而是将这种牺牲自己、成就国家的故事赋予了超越性的、光荣的价值。

　　《白昼流星》中，田壮壮扮演的退休旗长老李，“被耽误了十年”的知青变成了严厉的父亲，知青叙事也被改写为基层扶贫干部救助贫困少年兄弟的感人故事。

　　还有《北京你好》中葛优扮演的出租车司机，也是上世纪80年代的顽主形象，保留着一点儿正经都没有、浑不吝、油嘴滑舌的底色，却成为北京版的活雷锋。从这个角度说，这部电影让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典型人物“旧貌”换了新颜。

　　爱国主义是一种多元、柔性的国家认同

　　电影还建立了一种包容性的国家认同，它所表达的爱国主义是一种充满差异的、多元的、柔性的国家认同。电影中的小人物、普通人，虽然有一定的代表性，但也基本上是一种去政治化的代表，在年龄、性别、职业等差异背后是一个抽象的“我”和去政治化的个人，而国家也变成一种相对抽象和普遍性的国家。

　　尽管电影所选择的七个事件无一例外都是大事，是开国大典、原子弹爆炸、香港回归、航天员等国家议题，涉及到政治、国家主权、军事等“硬实力”，但是个人与这些大事的关系却是一种私人化的、柔软的、具有市井气息的联系。

　　故事不再是大历史、大时代“干扰”儿女情长或花前月下，而是每一段看似琐碎的人生故事，都严丝合缝地与大时代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是一种隐藏在日常生活中的国家认同。

　　在《回归》中，从内地逃难到香港的钟表匠华哥，在狭小的阳台上“见证”国家恢复香港主权的时刻，在这种个人化的空间中达成对国家身份的询唤。在《夺冠》中，小男孩冬冬一边帮助邻里收看中国女排在洛杉矶奥运会决赛的实况直播，一边目送小女孩小美去美国定居。30年后，小美以华裔科学家的身份选择回国，这种个人选择背后则是国家实力的逆转。

　　《北京你好》也借北京的士司机这一社会底层形象，把首都北京与汶川地震受灾群众、与奥运工程建设者关连起来，这样一个新时代的“顽主”就成为了跨地域、跨阶层的黏合剂。

　　近年来，从《战狼2》《红海行动》《流浪地球》等主流商业电影开始，出现了一种既弘扬爱国主义等主旋律价值，又获得市场高票房认可的现象，再加上献礼片《我和我的祖国》，可以说，实现了一种在商业化、娱乐化的基础上宣传正能量，建立政治和国家认同的新的可能性。（张慧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