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先生的作品有着深刻的思想性和高度的艺术性，具有不朽的生命力，俄国作家法捷耶夫评价说：“鲁迅是中国文学的骄傲，而且也是世界文学的著名代表人物。”据不完全统计，鲁迅逝世后的80多年来，其作品已被30多个国家用50多种语言文字翻译出版，深受世界人民的喜爱。

　　然而，他的作品却从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它们的艺术成就不及世界文豪的作品，抑或离获奖的要求还很远呢？回答是否定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我国的文学名家层出不穷，以鲁迅为代表的一批优秀作家的作品深深影响了现代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但是，由于翻译得不够传神，加上文学批评尺度上的原因，许多名作虽为西方读书界所熟悉，却不能为他们真正理解而激起巨大反响，因而难以在国际文学批评范畴内得到肯定。这亦说明东西方文学存在着较大的隔膜，相互间的交流还很不够，并不能说明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真的落后于世界。

　　诚如瑞典文学院院士马悦然所说的，近百年来中国诞生了很多优秀的小说家、诗人，很多人完全有资格拿诺贝尔奖，但或多或少都是因为翻译的原因而未能被西方接受。“如果上个世纪20年代有人能够翻译《彷徨》《呐喊》，鲁迅早就得奖了”，“但鲁迅的作品直到30年代末才有人译成捷克文，等外文出版社推出杨宪益的英译本，已经是70年代了，鲁迅已不在人世。而诺贝尔奖是不颁给已去世的人的。”

　　而事实上，鲁迅是第一位受外国人关注并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提名的中国作家，他曾有一次被提议为诺贝尔奖候选人的机会。

　　1927年春，来自诺贝尔故乡的地形学家、探险家斯文·赫定到中国考察，他在上海了解了鲁迅的文学成就及其影响后，就与语言学家刘半农商量，准备推荐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刘半农便托台静农写信征询鲁迅的意见，可鲁迅却婉言谢绝了。他在9月25日的回信中写道：

　　九月十七日来信收到了。请你转致半农先生，我感谢他的好意，为我，为中国。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

　　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那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

　　或者我所便宜的，是我是中国人，靠着这“中国”两个字罢，那么，与陈焕章在美国做《孔门理财学》而得博士无异了，自己也觉得好笑。

　　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最好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我眼前所见的依然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颓唐，此后能否创作，尚在不可知之数。倘这事成功而从此不再动笔，对不起人；倘再写，也许变了翰林文字，一无可观了。还是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罢。

　　鲁迅写这封信的时间恰是中国新文学经过风风火火的10年之后，其时中国文坛上出现了许多卓有成就的作家，当然包括鲁迅本人。但鲁迅是一个清醒的理性主义者，尽管新文学在最初10年取得了让人瞩目的成就，可是鲁迅却看到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的差距，并且对中国新文学的实绩作出了客观的评价，而这也决定了他在对待诺贝尔奖的问题上能够保持一种最理性、最正确的态度。

　　鲁迅既没有着意轻蔑诺贝尔奖的矫情，也没有刻意抬高诺贝尔奖的用心。当时他已完成了里程碑式的《呐喊》《彷徨》《野草》等作品，但他清醒地觉得自己不配得诺贝尔奖，“还欠努力”，希望“瑞典最好不理我们”。

　　鲁迅婉言谢绝拟议中的诺贝尔奖候选人的提名，更深层次的原因主要是在政治方面。当时，中国正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黑夜如漆。鲁迅认为若接受诺贝尔奖提名，“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且为国民党政府起到增添光彩、装潢门面的作用，甚至有可能沦为“翰林文字”的帮闲文人，这是他极不愿意做的事。

　　而从鲁迅的回信中，更可以看出他对诺贝尔文学奖的鲜明态度：首先，诺贝尔文学奖是高水平的奖项，如果在没有竞争实力的前提下侥幸获得，名实不符，那么就非常不利于中国文学的健康发展，反而会掩盖自己的缺陷和不足。其次，以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为标尺，意识到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在整体上还存在着距离，强调这种距离，不是妄自菲薄，而是为了使中国文学能更好地向前发展。此外，对诺贝尔文学奖保持着一种平常心态，毕竟世界上优秀作家极多，诺贝尔文学奖不可能把每位作家都纳入到它的获奖体系之中，因而大可不必为此患得患失、斤斤计较。

　　衡量一个作家是否是世界一流的文学家，显然不能仅仅以他是否得过诺贝尔奖为标准。鲁迅没有获得诺贝尔奖，但他仍然是“当代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埃德加·斯诺）。如同列夫·托尔斯泰、高尔基、易卜生、乔伊斯、D·H·劳伦斯、德莱塞、卡夫卡等，尽管都未曾获得诺贝尔奖，然而他们同鲁迅一样都是世界公认的文学巨匠。（文/周惠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