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钢琴家袁芳：

　　八零后人才辈出 开启古典音乐收获季

　　袁芳，钢琴家，毕业于慕尼黑音乐与戏剧大学，钢琴演奏和室内乐双专业博士，德奥派钢琴大师格哈德·欧匹兹的首位中国弟子。

　　和两位著名的男性钢琴家郎朗、李云迪一样，袁芳也出生于1982年。郎朗于美国学成，李云迪因肖邦摘金，袁芳则投德奥一脉，“80后”中诞生的能与世界古典音乐对话的中国音乐家数量空前，有年份的巧合，但更多的是必然。自他们而起，中国音乐家更加自然地带着自身的文化印记，接受多元世界的洗礼，发出自己的声音，追求艺术的本质。

　　北青艺评：您今年在国家大剧院演出了莫扎特和贝多芬，相隔不久又演出了我国老一辈作曲家杜鸣心的《北京颂》。有人说，当代的音乐作品跟那些流传了数百年的巴赫、莫扎特、贝多芬比起来，对于听众的耳朵来说并不那么友好，并不“好听”，作为艺术家在演奏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体验？当代音乐作品接续不断的创作和被聆听，有意义和价值吗？

　　袁芳：杜鸣心先生写出过《万泉河水清又清》这样闪闪发光的旋律，《北京颂》是国家大剧院的委约作品，描述的是北京从一个古老的京城到快速发展的当下，既有旋律化的特点，又非常炫技。

　　巴赫、莫扎特、贝多芬的作品都经过了时间沉淀，我们可能更习惯这样的音乐语言。除了欣赏习惯的原因，也是对传统的尊重甚至膜拜。

　　以前的作品不也是一种时代的产物吗，在当时就是当代作品，是对时代的记录。我们从小学音乐，老师就让我们读传记作曲家了解背景、社会特征、风土人情。一个时代各个领域都需要记录者，记录一些个人精神的发展脉络和精髓，是大背景下的自我成长与探索。不论当代作品将来是否成为经典，都是人类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部分。

　　北青艺评：古典音乐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财富，似乎被反复搬演解读继承得十分充分丰富，有一种说法是，每一种对经典的解读都是误读，您在实际演奏中的体会是什么？

　　袁芳：诠释这些经典，那是源于我们对自己的生长的需要，当你融入可以代表人性和艺术相当高度的作品里的时候，又自然地和你的作品一起生长，而演变出来一种解读。

　　很多形式无法永恒，但灵魂或有灵魂的作品总是会有永恒的价值，或被连接到永恒。对于专业从事乐器演奏的人来说，经历过一些岁月，演奏就和生活非常相关了。每一次对生命的反思都会自然地体现在你的作品里，这些作品通过你而活过来，这样作品才是活的、流动的，生命有意义，作品就会有意义。

　　北青艺评：您师从德国当代优秀的钢琴家格哈德·欧匹兹，他选中您，您感觉是因为什么？从中国到德国，从学习到后来的演奏生涯，当自己在中国的成长经历和观念，与德国的音乐体系发生关系的时候，是否有不可调和的困难？您如何理解“正宗”？

　　袁芳：当年考完试突然收到这个分班的消息，我被分到欧匹兹班上是非常意外的，像他那么大的教授，都不敢报他，我没有写这个志愿。这就叫冥冥中的安排吧。现在来看，用有一点自豪的口气说，可能我真的是符合了德奥派的一些气质吧。

　　我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有不可调和的东西，直到今天，东西方文化不仅有交融，还一直有碰撞，即便我们努力理解西方音乐的脉络，甚至觉得那就是人性共通的东西，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会体会着东西文化或者说中国与德国文化的不同。

　　但我觉得这是正常的。更重要的是脱开世俗的日常生活层面，而去看精神层面，我觉得东西方文化不存在根本的不同，也不存在我抛弃原来自己认同的东西，去向她靠拢、求同。在精神层面我认同德奥音乐，或者是说德奥音乐代表的全人类的一种共同的优点。当然这些优点在别的体系的音乐、文化当中也存在，只不过我在探索音乐的路上走得相对深一些，我们总是用熟悉的东西来概括自己认识到的人性的真理与闪光点。

　　这些共同的东西就是正义感、热忱、真诚、同情心，对自我的约束，对自由的追求及约束里面的自由。在贝多芬的音乐里这种约束和自由的关系体现得非常多，他是有克制的爆发，有章法地宣泄情感，表达意志。

　　说到正宗，我老师欧匹兹的老师是肯普夫，肯普夫刚出生的时候，勃拉姆斯还没有去世，勃拉姆斯在精神上又连接着贝多芬。前几年还会这样给我捋出一条脉络，但其实这只是来自外界的定义，或者算一个特殊的“卖点”。随着个人的成长，对于正宗的理解就不那么刻意了，什么是美好的，什么是接近于真理的，什么让我们身心愉快，我们去追求就好了。

　　北青艺评：一下出现了多位生于上世纪80年代、有国外深入学习经历、在国外大赛获奖、与世界古典音乐界合作经验丰富的中国钢琴家、小提琴家等等，甚至很巧合的是，包括您在内的几位都生于1982年，您认为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同时我们还看到来华演出的一些顶尖的、优秀的外国交响乐团中，都有并不少见的亚洲面孔、中国人面孔，这种现象您怎么看？

　　袁芳：对“1982年”我自己也觉得挺逗的，好像是一种巧合吧，当然，巧合里面都有必然。我们国家在音乐领域耕耘了多少年，从留俄派开始积累人才。在我们之前也出现过一些耀眼的人物，在我们之后还会有，只不过可能在我们这个时段开花结果比较集中。这跟我们那个时候的经济发展状况有关，更多的人买得起琴。

　　现在整个亚洲的音乐水平被训练得非常高，日本和韩国也许依然走在我们的前面，日本交响乐专业化比我们早了几十年，韩国音乐训练更加全备，与世界接轨更通顺。

　　越来越多的亚洲人在古典音乐的世界舞台上出现是必然的，那么多人学习，那么多人希望以她为生，用她实现个人价值，到了国外以后，一定会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以立足于欧洲的乐坛。我觉得这是非常自然的发展结果。

　　我们国家交响乐的职业化、专业化，可以说在这十年里发生了不可思议的进步，古典音乐市场的蓬勃，可能是很多有音乐传统的欧美国家和城市都没法比的。

　　北青艺评：您同时还有教师的身份，在万千的琴童中，最终走上职业钢琴家的道路自然是大浪淘沙，都说“郎朗的成功是不可复制的”，是在说什么不可复制，是机遇吗？由于郎朗等的成功所带来的热度现在冷静消退了一些吗？

　　袁芳：郎朗的成功不可复制，首先缘于他的天分，音乐的敏锐度和表现力都非常出众。当然他所碰见的机遇也是不可复制的，但是这要结合他自身的努力，从一直以来他在音乐本身上所下的功夫，到多年与父亲一起耕耘，包括他的社交能力，他的头脑，这一切加起来都是他不可复制的地方。

　　当然，这个“不可复制”，同时说明了也许有人想去复制。他代表了一种现象，他是这个现象顶尖的人物。现在中国的社会包容度更大了，不像我的少年时期，大家那么急切地追求要用音乐作为职业。“成为下一个郎朗”的热度我相信还会持续，但是这样的需求变得不那么迫切了。

　　我不认为我们要用一种热度去维持对音乐的热爱，如果能给古典音乐多多少少地做一些推广，带动一些孩子的情趣，少数学得深的人能感受到古典音乐的价值，就很好了。

　　文/来来 供图/袁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