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新路

　　一个人每天要奔波几十里地去吃一顿午餐，且多年来风雨无阻。这午餐不是什么盛大的筵席，只是机关的大锅饭菜，他从上班后就没有离开过这个食堂，一直吃到如今的八十三岁。

　　这个赶赴午餐的人，是著名作家石英先生；这个食堂，是人民日报社的食堂。他每天跑几十里路去吃午餐，在京城作家中恐怕是唯一，在京城老人中或许没有第二。

　　石英先生居住在位于南礼士路附近的一座高楼上。写作是需要安静的，为了写作，石英先生搬进了女儿空闲的蜗居。总共三十多平方米的一间小屋里，除了一张不大的床和书桌、一台电视和茶几，再也摆不下什么家具。身材高大的石英先生，与这窄小的居室是那么不匹配。屋子难以容下第二个人入住，更是没有放女人梳妆台和大衣柜的地方；没有吃饭的餐桌，只能把茶几当饭桌；没有放沙发和多放一个凳子的地方，来客只能坐床头；没地方放书柜，书报只能堆在书桌和床边。窄小的厨房、卫生间、阳台，仅仅是一个人活动的空间。

　　如何把孤独寂寞变成习惯，且不觉得孤单和凄凉，让独居成为一种享受，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做到的，得有战胜寂寞的强大毅力。石英先生在这里独居了七年，这窄小的空间，给他带来难得可贵的安静。让他能在这间小屋里读书、写作、思考，也享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孤独。

　　他说这小屋里“出活儿”。即在这里能保有充沛旺盛的写作精力，一天能写好几千字，文章高产。在这间小屋里，究竟写了多少篇文章，他自己也数不清了，从年轻到现在，他已出版了七十多部小说、散文、诗歌等作品。

　　这间空间逼仄的屋子，他住得满心喜欢，惬意而自在。床头挨着书桌，餐桌的茶几挨着厨房，上厕所几步之遥，倒也便利。微小的阳台兼窗户的阳光，洒在书桌上，也洒在屋里，给这个斗室带来了生机，他写作时抬头就能看到蓝天。

　　这种“享受”以前我不能理解，总觉得他委屈地在这小得可怜的屋里孤独地生活，是人生的不幸和尴尬，丝毫与快乐无关。石英先生是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参军、后到地方工作享受离休干部待遇的“高干”，他有丰厚的工资，有大而体面的房子，有风雨同舟的老伴儿，有关心他的两个女儿。到了这个年龄，应该与老伴儿、孩子住在一起，这是理所当然的人之常情。

　　在这个年龄独居，也需要时间让家人接受。年轻时石英先生与爱人因工作长期两地分居，他在天津，妻女在北京。如今为了让石英先生能很好的写作，老伴儿也逐渐理解了他。他每周六回家与老伴儿团聚一天。平时每天则要打六七次电话，聊天说地，互相提醒和关心着，一聊起来常常放不下电话。家人看他精神爽朗、身体健康，著作一年出版几本，身体和精神状态很好，便不再怀疑他超强的自理能力，也不再担心他的身体，只好由着他了。

　　石英先生自打调入人民日报社那天起，就在报社大食堂吃饭，一直吃到了今天。吃习惯了食堂的饭菜，他总感觉食堂的饭菜好吃，也许是吃出了深厚情感。因此，离休后的石英先生每天仍要去吃遥远的午餐。从西城区的南礼士路到朝阳区的金台西路不仅路远，还得坐公交车，倒车，挤车。食堂按点开门、关门，过了点就吃不上了，那就等于白跑。所以得按时按点不得耽搁，每天上午十点钟必须坐上公交车。

　　去一趟来回几个小时，辛苦费时。每天出门，要面对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石英先生虽动摇过却没有放弃。他如登山一样跋涉着，把每天这种与自己不停的较量，视为保持旺盛生命力、对抗衰老的一种挑战。若放弃，好似生命的火焰就会熄灭。因此，每天去吃遥远的午餐，渐渐成为他心里庄严的出行，成为生活中不能失去的内容，成为对身体和意志的一种磨炼。

　　无论什么天气，无论心情好坏，无论身体难受与否，他都会说服自己，穿上衣服，背上大包，一条打起精神的腿，拉着另一条无精打采的腿迈出家门。许多时候，内心另一个想偷懒的石英把他拦在温暖的屋内，但最终还是战胜了懒惰。

　　当然，去报社还有一个原因，作为编辑和著名作家的石英先生，邮件很多，他的住所没有邮箱，只好由报社代劳。

　　石英先生遥远的午餐和独居的生活，构成了他独特的生活空间和精神世界，形成了他个性化的生活方式。石英先生在这苦行僧式的生活中，创作的丰收令人羡慕，八十多岁了腰板直得像树干，面色红里透白，走起路来铿铿有力，讲起话来滔滔不绝，精气神旺盛，总感到他的独居是个谜，这倒让人有了些猜想：石英先生遥远的午餐和寂寞的独居，这苦寂的生活，莫非是他创作的营养素？莫非使他保持了丰沛的创作力？莫非锻炼了筋骨？石英先生笑而不答，也许这些可以从他的作品中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