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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啃老” 还老人自由晚年

2018-10-15 15:11:54 北京晚报

  对很多老人来说,帮子女带孙辈几乎成为他们退休生活的主业。重阳佳节将至,不少人在思考该为父母准备怎样的礼物来慰藉平日里辛苦付出的老人。也有一些人,则选择换一种方式尽孝。他们拒绝“啃老”,还老人一个本该拥有的自由晚年,而非整天围着孩子转。

  成全

  不希望父母重蹈覆辙

  让他们有机会实现梦想

  这学期,刚满三岁的儿子上了小区里的幼儿园,石宁顿时觉得轻松不少。一路走来,虽然很辛苦,但她从不后悔自己当初的决定,“孩子还是尽量自己带,既不拖累父母,也少了很多摩擦。”

  石宁坦言,一开始,自己曾经想过向父母求援,但姨妈的经历让她很受触动。前些年,刚办完退休手续的姨妈,转身就去了女儿家“上岗”,“帮着带了三年外孙女,原以为可以喘口气,结果又有了小外孙,只好继续干下去。姨妈本来就有腰椎间盘突出的毛病,再加上连续几年劳累,疼痛越发加剧,严重时躺在床上不能翻身,身体也消瘦了许多。”然而,姨妈的辛苦并未换来想象中的感激,反倒落了不少埋怨,“姨妈怕孩子冻着,结果捂出一身湿疹;去厨房看一眼锅的工夫,孩子翻身掉下了床……每次稍有闪失,姨妈就自责得直流眼泪,整天如履薄冰。”

  心疼姨妈的同时,石宁也明确了自己的想法,“我不希望父母再重蹈这样的覆辙,他们把我们养大已经很不容易,退休以后应该有属于自己的晚年生活,让他们有机会实现梦想,而不是永远都为别人活着。”

  起初,石宁的父母还有些犹豫,“他们怕我吃不消,但好在我老公很给力,从我怀孕开始就自学育儿知识,孩子出生以后,换尿不湿、洗澡、哄睡样样能行,爸妈看我们小两口搭配得挺好,就不再说什么。”

  石宁明白,父母最大的爱好就是相伴旅行,而他们也终于得偿所愿,“他们去新疆看了喀纳斯的湖水,也到内蒙古看了大草原的牛羊,每次给我们发来照片,都能感觉到满满的幸福感。”旅行之余,石宁的父母还一起报了老年大学的摄影班,参加社区组织的志愿服务项目,“他们过得很充实,气色也比过去好了许多。”

  每年,石宁都会把双方父母分别从外地接到北京的家里小住一段时间,“权当过来度假,他们也很喜欢这样的方式。”而平时,石宁也总会把孩子的照片和视频发到家庭群里,“现在视频聊天很方便,孩子跟老人随时都能见面。”

  放手

  没有插手带孙辈

  丝毫不影响与儿孙们的感情

  早上5点,77岁的赵忠心一觉醒来,像往常一样打开电脑,到博客上更新文章。自2013年3月起,这样的习惯已经保持了五年多。作为中国当代家庭教育理论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在退休后依然笔耕不辍,几乎每年都要出一本新书。相比起学术研究来说,锻炼保健更是他“战略转移”后的重点,每天到公园散步一个多小时是他雷打不动的安排。尽管早已年逾古稀,但他身板硬朗,才思敏捷,每年都要多次受邀到全国各地讲课。在他看来,这样的晚年生活,正是得益于一开始就没有插手带孙辈。

  像很多老人一样,赵忠心也是“孙子迷”。12年前,孙女的到来让他喜不自禁。之后两个外孙又相继出生,他越发感受到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不过,在他的字典里,“含饴弄孙”并不意味着要介入儿女的家庭,帮着他们带孩子,“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如果老人大包大揽、越俎代庖,反倒会让儿女跟自己的孩子不亲。”让赵忠心感到欣慰的是,儿子和女儿跟他很有默契,“像大多数年轻人一样,他们也是双职工家庭,但都是自己想办法克服困难,从没提出过让双方老人去帮忙。”

  赵忠心相信,儿女之所以能够做出这样的选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从小培养起来的自立性和责任感,“在他们小的时候,我就放手让他们自己做事,小到收拾书包、完成作业,大到独立坐火车去外地,乃至上什么学、找什么工作,都由他们自己来决定。这些独立的意识和能力不是靠讲道理能获得的,必须要在实践中锻炼。如果从小就习惯了凡事父母包办,那很难想象他们有了孩子以后,能够胜任为人父母的角色。”

  尽管没有帮儿女带孩子,但这丝毫不影响赵忠心与儿孙们的感情,“他们隔三差五就会打电话,周末的时候要么带孩子过来看我们,要么把我们老两口接过去一起吃饭,跟孩子们见见面。”提起儿孙,赵忠心由衷地感到幸福,“他们从不让我们操心,还都很知道关心,经常想着给我们买东西。其实,孝心不在于逢年过节送什么礼物,或是给多少红包,而在于平时心里是不是有老人。”

  这些年,赵忠心结合自己的见闻,写过不少有关父母修养的文章,“有的儿女都结婚生子了,老人还要去帮着叠被子、收拾屋子,任劳任怨地当‘保姆’,以为自己现在尽心尽力把孩子‘伺候’好了,等到自己老了,也能得到更好的照顾。可这很可能只是一场‘黄粱美梦’。那些连自己都懒得伺候的人,怎么可能指望他们以后伺候别人?说到底,还是因为父母太过溺爱,导致他们从小缺乏关心人的意识,也缺少照顾人的能力。”

  观点

  带孩子的前提要老人自愿

  不应形成道德枷锁

  “无论是出于传统家庭功能的延续,还是当前社会条件的需要,也不管是出于主动还是被动,老人帮助儿女带孩子的确已经成为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但是,我们必须明确,这要建立在老人自愿的前提下,而不应受到其他家庭成员的强制,形成道德枷锁,也不应将隔代照料视为一种责任和义务,迫使老人放弃休闲娱乐和其他社会参与机会。”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菊华表示,在很多家庭中,育儿和养老的需求同时存在,但关注的重心往往都在孩子身上,老人的意愿和福祉容易被忽视。

  在长期的调研访谈中,杨菊华发现,不少老人出于亲情考虑,会选择替儿女分担照料孩子的重任,但也遇到了很多实际困难,“有的老人身体本来就不好,长年累月带孩子又很辛苦,导致自己的健康被透支,尤其是全面放开二孩以后,一些老人更觉得力不从心。一旦老人病倒,儿女将‘两端’失守,负担更重。而那些背井离乡的‘老漂族’,还面临社会融入困难、生活圈狭小、心理孤独等诸多问题。”杨菊华提到,很多老人虽然不遗余力地付出,但由于两代人之间难免存在观念或习惯上的差异,结果可能“出力不讨好”,甚至引发冲突、产生隔阂,影响亲子感情,给未来的养老也埋下隐患。

  “事实上,老人的晚年生活并不应该被孩子‘套牢’。随着预期寿命的延长,退休之后其实还有大把时间,完全可以好好规划和安排,其他家庭成员也要尊重老人选择的权利。”杨菊华还表示,即使老人参与到隔代照料中,也应得到更多的社会支持,首先,要为隔代照料“正名”,肯定隔代照料在分担政府责任、减轻政府负担、降低社会服务成本和填补社会服务不足方面的必要性,通过“制度化”去“义务化”和“志愿化”,承认其社会价值,并且为隔代照料家庭提供灵活多样的补贴。其次,可以为老人提供有针对性的培训,比如在社区开展早教项目,提升老人科学育儿的理念和知识,缓解代际矛盾。另外,可以让社区活动室成为隔代照料者的喘息之所,鼓励老人将婴幼儿带到活动室中,由志愿者或相关人员提供临时性的照顾帮助,或者通过政府购买社会服务,让专业人员或有相关资质的志愿者上门提供一定时间的入户服务,为老人提供短暂“喘息”之机,缓解身心压力。

  本报记者 宗媛媛 插图 宋溪

编辑:卢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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