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育飞

　　与普遍设想不同，19世纪末中国传统文化的衰弱，可能并非“中体西用”策略的失效。唐文治等人反思清朝的覆亡，认为“有清之亡，亡于废经”（《汪穰卿先生传》），已将其追至经学的荒废。“废经”动摇了儒学根基，其原因虽出于政府的政令，但“儒学衰，不在于圣人不出、硕学鸿儒之稀见，而在于村里师儒早已绝迹于天壤之间。村夫子绝迹，乃真正儒学命尽运绝之时。”（《近代文化生态及其变迁》）王尔敏等人敏锐发觉中国传统文化的毛细血管破裂，才是近代中国文化转捩的关键。

　　北京师范大学徐梓教授提出：“中国文化的全部秘密就深藏其（蒙学读物）中。”他的专著《传统蒙学与蒙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即以传统蒙学中的教师——塾师问题为核心，揭示这些启蒙教育工作者的职业图景、生存状况及社会影响，同时对塾师使用的蒙学教材如《三字经》《百家姓》等进行深度解读。

　　塾师——已消失的传统启蒙者

　　古人把启蒙教育看作事关后辈一生的重要事业，教师则是其中关键，故而古代学塾，无论是家塾、义塾还是私塾，都注重塾师的择取。具体而言，古代社会对塾师的资格考察相当全面，包括品行、学识、尽心和善教等四方面。尽管完全符合这些要求的塾师并不多，如《儒林外史》中范进的房师周进即是一学识荒芜的塾师，然而，经诸般严格筛选的塾师，毕竟使蒙学的师资水平得到基本保障。宋元时期著名学者陈栎、明前期重臣杨士奇、清代蒲松龄等都做过塾师，即是明证。

　　然而，对塾师的高标准与其低收入则成明显对比。明清时期塾师收入主要仰赖束脩、膳食和节敬，通常只能勉强维持温饱。《儒林外史》中的周进，每年束脩12两，扣除伙食费，每月仅剩4钱银子，虽有学生家长送“贽见”，但“合拢了不够一个月饭食”。张仲礼在《中国绅士的收入》中明确指出，整个绅士阶层中，塾师收入最低，当知县年收入约为3万两时，塾师收入大约只有30两。他们的工作环境也相当糟糕，袁枚诗云：“漆黑茅庐屋半间，猪窝牛圈浴锅连。牧童八九纵横坐，天地玄黄喊一年。”更何况，不少塾师还面临束脩被拖欠的窘境，有诗歌抱怨曰：“东君何事太蛮擅，束脯终年不肯还。擎伞遮阴专为热，围炉向火只因寒。”

　　无论在小说还是谚语中，塾师都以学识鄙陋和为人穷酸迂腐的形象出现。《儒林外史》中讽刺周进是“呆，秀才，吃长斋，胡须满腮，经书不揭开，纸笔自己安排，明年不请我自来”。《笑林广记》中讽刺更甚，东家的保姆认为自己与先生一样：“我也是哄孩子，你亦是哄孩子，岂不是一样。”塾师的社会价值无法得到普遍尊重。然而迫于生计，大量科场失意者不得不以塾师为职业谋生。1905年废除科举，旧有的仕进道路全面阻塞，塾师这一传统教育的师资资源才真正面临危机。及至塾师消失，新文化运动便取得彻底的胜利。

　　教材——童蒙读物《小学》是“五经”的基础

　　遍布各村社的学塾采纳的教材大体保持稳定，这既在一定程度上使各地教育水平不至悬殊，又使国家文化在教材领域维持基本的大一统。此类教材既是传统蒙学的核心构建，也是今天我们认识传统蒙学最重要的途径。

　　蒙学教材大略可分为：识字类教材，从《史籀篇》以降，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韵对及诗歌类教材，如 《对类》《声律启蒙》《千家诗》《神童诗》等；图书、故事类教材，如《二十四孝》《日记故事》；辑纳儒家及历代贤德人士的嘉言善行，如朱熹的《小学》。这些教材的编选有何目的，寄寓着怎样的文化理想？

　　回答这一问题，可集中到影响宋元明清启蒙教育极大的朱熹身上。“朱熹在总结前代启蒙教育经验的基础上，确立了传统启蒙教育的使命，并为以后启蒙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奠定了基调。”朱熹所说的传统启蒙教育的使命是——“小学只教 之 以 事 ”，如礼 、乐 、射 、御 、书、数之类的技艺，日常生活中的孝悌忠信等。朱熹认为 “小学之事，知之浅而行之小者也；大学之道，知之深而行之大者也。”“小学是事亲，学事长，且直理会那事。大学时就上面委曲详究那理，其所以事亲是如何，所以事长是如何。”朱熹还身体力行编纂了一批启蒙读物，如 《童蒙须知》《训子帖》《白鹿洞揭示》《敬斋箴》《训蒙诗百首》等。这些读物在后世影响极大，清人张伯行甚而认为：“朱子以前，小学未有书，自朱子述之，而做人样子在是矣。”他认为，朱熹启蒙教育的思想是教人 “做人”。这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21世纪教育的四大支柱之首“学会做人”不谋而合。

　　“推动摇篮之手便是推动世界之手”，对启蒙教育的这种现代性认识，中国古代著名的学者和思想家早已有所领悟。朱熹之外，吕祖谦、吕本中、真德秀、王应麟、许衡、程端礼、吕坤、王守仁、陈继儒、张履祥、陈宏谋等人乃至民国时期的章太炎皆致力于童蒙教育，或编纂蒙学读物，或研讨教学方法，付出了大量心力。

　　朱熹等人投入大量心力参与蒙学教育实践，有为国养才、使文化薪火相传的目的在，更包含了维系整个传统思想世界的文化理想。小学教育是最为基础的第一步，此后还别有进阶。为此，朱熹等人做了极为妥善的安排。这种文化策略体现在以《朱子读书法》《读书分年日程》为代表的一大批讲求读书及进学次序的书籍中。清代学者施璜在系统总结后认为，“五经”以“四书”为阶梯，“四书”以《近思录》为阶梯，《近思录》以《小学》为阶梯。如此，《小学》在整个传统文化中的位置豁显而出。“此《小学》一书，所以为万世养正之全书，培大学之基本也。学圣人而不务此，如筑室无基，堂构安施乎？如种树无根，灌溉安施乎？故朱子特编是书，以为读书做人基本。”

　　《小学》类童蒙读物是“五经”的基础，经由《小学》，个体得以窥探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要义——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绵延不绝的一大特点。徐梓对此形象地比喻：“如果把传统教育比作一座金字塔，在科举的路程上取得最后辉煌的进士、举人们，就构成了这座金字塔的塔尖，而那些刚刚进学或在家接受启蒙教育的幼童们，则构成了这座金字塔的塔基。”

　　对传统教育金字塔的塔尖研究，仍是现在学术研究的热点，至于塔基的蒙学教育，显然还存在不少不足。受近年域外汉籍研究的推动，笔者以为传统蒙学研究还有必要将视野放诸域外。《急救篇》《千字文》《三字经》等童蒙读物事实上与科举制度一道，作为国粹影响域外，在朝鲜、日本、越南等国也成为风行的启蒙教材，甚而形成东亚世界的 “童蒙读物子文化圈”（张新朋语）。张伯伟先生将这种 “近似于启蒙读物”的“文学读本的演变”视为域外汉籍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值得大力开拓的五大领域之一，认为这有助于深入理解“汉字文化圈”。由此，基于蒙学读物的蒙学研究，不仅可管窥传统文化扎根中国大地的秘密，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东亚汉文化圈型塑的奥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