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祁祥

　　在又一批学生毕业之际，作为老师的我，想要按照年代顺序，跟同学们分享几个我亲历的小故事。

　　第一个是关于王进喜的故事。40多年前我读中学时，语文老师曾布置我们写一篇有关他的命题作文，从此，王进喜的名字和事迹就一直留在我的记忆深处。1959年，王进喜来北京参加国庆观礼时，看到街头行驶的公共汽车上都背着又笨拙又难看的“煤气包”，才知道国家缺油到了如此地步。作为一名石油工人，他感到一种莫大的耻辱，当即蹲在街头哭了起来。他说他恨不得一拳头砸出一口油井来，把“贫油落后”的帽子甩到太平洋里去。1970年，王进喜病逝，享年47岁。然而，他的那句“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豪迈誓言，他的那种“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铁人精神，不仅感动和激励了像我这样的一代人，而且有着永恒的生命力。

　　第二个是关于“选择”的故事。1993年底，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管理系从学院分出去，成立北大工商管理学院，即现在的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院在原有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金融专业的基础上新增了保险学专业，院里把我从经济系调来组建这个新专业。1994年8月，学院送我去美国学习保险学。一年以后回国，一家猎头公司找到我，说是一家美国公司开出了30万元的年薪诚邀我加盟，我不假思索地就婉拒了。猎头公司的人有些不解地问：“孙老师，这只是一个开价，你可以提你的标准。”我说不是钱的问题。“那是什么？”她问道。我说一来是因为我喜欢当老师，二来学院把我送到国外去学习，是为了保险学科的建设，我不能违背这个承诺。不是说地球离了谁就不转了，但当时第一届学生已经入校，而在专业初创期的三位老师中，一位60多岁的老教师不带本科生的课，另一位当时还在美国做访问学者，如果我再离开，连教课的老师都没有了，遑论专业建设。当猎头公司的人得知我在北大的工资以后感慨地说道：“孙老师，你在北大的月薪只有400多元，而这家公司给您开出的日薪是1000元。虽然我没有挖动您，但我敬重您。”“言而有信，承诺的事情就必须要去做，而且要想办法做到最好，否则就不要答应。”这是我父母从小对我的家教，这也是最朴素的契约精神。

　　第三个是关于德国的故事。2007年3月，我收到德国一家著名机构的邀请，去慕尼黑参加一场题为“2017之后的世界展望”的会议。请注意，我没有说错，是2017年，十年以后的世界展望，由此也可见德国人的远虑与前瞻。会议规模很小，只有该机构的所有董事会成员加上他们从世界各地邀请的8位演讲人。会议计划在10月份召开。不久，我又收到对方联系人的一封邮件：“孙教授，听说您6月份要去美国参加国际保险学会的年会，恰好我们战略部的老总也会去，他希望能约您一块吃个早餐，当面再沟通一下会议的一些细节。”当6月我和该机构战略部的老总在美国见面以后，他把会议的背景等情况又跟我做了详细沟通。10月份，会议如期召开。我们来自全球不同国家的8位专家学者每人分别做了15分钟的演讲，然后是大家讨论。回国不久，我又收到了这家机构发来的感谢信以及所有会议材料的汇编。一个20多人参加的为期一天的会议，半年的准备时间，无数次的邮件沟通，会前见面……我真的为德国人的严谨所震撼。也就是从这件小事上，我读懂了“德国制造”的涵义和工匠精神的真谛。

　　第四个是关于“两弹城”的故事。虽然之前我对邓稼先等“两弹一星”功臣们的事迹略有了解，但当2017年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去四川绵阳参观了“两弹城”以后，那种精神洗礼和震撼还是难以用言语来表达的。上世纪50年代末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撤走所有专家，并断定中国人20年也造不出原子弹，但“两弹一星”的功臣们硬是在“一穷二白”的艰苦环境中，以信仰为动力、以生命为代价，仅仅用了几年的时间，就让全世界见识了中国人的聪明与智慧、坚韧与不屈、自信与豪迈。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两弹之父”邓稼先于1958年接受任务临行前与妻子许鹿希有过这样一段对话：“我要调动工作了。”“去哪？” “不能说。”“去干什么？”“不能说。”“那我给你写信。”“不能通信。这个家以后就靠你了，我的生命就献给这个将来要做的工作了。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就是为他死也值得。”这是一段朴实得不能再朴实、但绝对憾人心灵的夫妻对话。“可以说，没有这些为中国‘两弹一星’事业默默奉献的无名英雄，就不会有今天中国站在世界舞台中央的底气和魄力。”——这是我当时在“两弹城”经济学院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举行揭牌仪式时，泣不成声说出的一段话。我希望北大经院的青年学子以及更多的青少年能够去那里致敬英雄、学习英雄、争做英雄，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和奉献精神。

　　第五个是关于“打工”的故事。前不久有一位已经毕业了几年的学生回来看我，我问起他的工作情况，他说“我跳槽了”，然后补了一句，“反正在哪都是给别人打工。”我的这位学生不是在抱怨，他只是在用目前社会上很流行、时髦的一句话来说明他的现状。我不知道是自己落伍，还是位置摆得不对，因为我似乎从来没有过为别人打工的概念和意识。不管是我当年做知青还是当话务员；不管是当老师还是“双肩挑”的管理者，我一直都很珍惜得到的每一个工作机会，一直认为是在做自己应当做的事情。如果非要用“打工”这个词的话，那就是，我一直在为自己打工。我很欣赏日本著名实业家稻盛和夫的人生信条：“始终以光明正大、谦虚之心来对待工作。敬奉天地、关爱世人、热爱工作、热爱公司、热爱国家。”我始终认为，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具有“主人翁”的意识和精神，认认真真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那么，这个社会就会更加和谐有序、富足安康。

　　毛主席曾经这样说过：“一个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正是靠着这种精神，中国人民在战争年代浴血奋战、在建设年代披荆斩棘、在改革年代攻坚克难。中华民族从一个任人宰割的民族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民族；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成为一个屹立在世界舞台中央的国家。岁月流转，沧桑巨变，每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标志和气质，但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一脉相传。

　　同学们，当年你们来到经院的时候，我曾对你们说：“希望你们带着独立、质疑、求新的精神来这里学习。”今天，在你们即将离开学院的时候，我跟你们分享这五个小故事，是希望你们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在继续以“独立、质疑、求新”的精神探寻真理、获取真知的同时，以北大人“从我做起”的自律，以铁人精神、契约精神、工匠精神、奉献精神和主人翁精神，来塑造人格、完善自我；来服务社会，报效祖国。

　　（本文选自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孙祁祥教授在该院2018届毕业典礼上的致辞。标题为编者另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