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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丝路花雨》，他说要第一个发言

　　1979年9月27日晚，《丝路花雨》首次在北京亮相，首演大获成功，轰动首都文艺界。1979年10月1日，《丝路花雨》是唯一一台被点名进入人民大会堂进行全本演出的节目。

　　东方歌舞团导演邢德辉曾认为，该剧的巨大成功，是与沈从文、吴晓邦等专家的悉心指导分不开的。如今《丝路花雨》剧组在进行巡演宣传时仍不忘提及沈从文对于演员装束的指导。

　　此时沈从文的处境，经历了二十多年的逆境，精神上终于进入了平静状态，只是著作仍未被明确出版与否，而他耗了十几年编著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再推迟出版，直到他到敦煌的第二年（1981年9月），才由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印行。住处狭窄，书籍缺少，资料被抄未还……种种不便仍旧挡不住沈从文对于物质文化史的研究热情和执着。

　　欣慰的是，全国文代会的投票榜单上有了沈从文，文化界也在逐渐承认沈从文在文学和文物学上的地位，此次沈从文到敦煌就是为舞剧《丝路花雨》做艺术指导。

　　诞生于二十世纪70年代末的大型舞剧《丝路花雨》曾被这样定位：“中国舞剧的里程碑、中华民族20世纪舞蹈经典作品、东方的《天鹅湖》。” 这部舞剧在海内外风靡了近四十年，演出超过了两千多场，吸引观众无数，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有影响力的一台舞剧。只是在初期创作时却陷入到了僵局。

　　1979年5月23日，甘肃省歌舞团历时两年创作的舞剧《丝路花雨》在兰州黄河剧场首次公演，但是却没获得观众的肯定。当时为贯彻周恩来总理宣传敦煌的指导意见，甘肃省委宣传部长吴坚在重返岗位后就开始主抓敦煌舞剧的创作，只是没想到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为此，吴坚想到了向文艺界求援，于是从北京邀请来十多位文化专家，其中有不少是舞蹈界的权威。如著名舞蹈家吴晓邦。当时还邀请了担负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沈从文。为了让专家们对敦煌文化有更为深切的感受，先安排专家们去看几天敦煌，然后再转回来看舞剧。

　　来到兰州的专家们在观看了《丝路花雨》后还是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舞台之美，尽管一些地方仍有不足，但总体还是给予了肯定。根据当时在场的人回忆说，沈从文在看完后很兴奋，说是一夜没睡觉，一再表示太美了，明天早上发言希望把他排在第一个。第二天的座谈会上，沈从文仍旧是激动的，他对这部剧有着太多的想法。在肯定的同时他也提出了一些建议，《丝路花雨》的化妆师杨树云记得沈从文对他的指导，说一个女人身上最美的地方是哪里？是头发。意思是女演员头上的装饰太多了，要他不要插太多东西。杨树云就按照沈从文的建议减少了演员的头饰，使她们露出了黑发，则更有了女性的自然柔美（据《丝路花雨》纪录片）。

　　原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盛婕女士回忆说，当时沈从文观看得特别仔细，看演员的头、装束、帽子、鞋子等，说衣服如何不对，鞋子也不是唐朝时期的，就按照他的意见作了调整。由于众专家的尽心指导，使得他们在兰州的日程还延长了几天。经过这些专家的全面修改和提升之后，舞剧面目大新，由此对该剧也是一种莫大的鼓励和较好的宣传，使得《丝路花雨》终于敢于走向首都北京（据《丝路花雨》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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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导演员服饰，体现唐代风范

　　沈从文在兰州期间，见到了好友常书鸿，并合影留念。此后，沈从文还去拜访了好友、著名画家段文杰，从1946年开始，段文杰共临摹各洞窟不同时期的壁画340多幅，面积达140多平方米。据说这一成绩在敦煌莫高窟个人临摹史上创下了第一。段文杰后来担任过敦煌研究院院长。

　　那一时期，段文杰正好受邀去兰州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并开展敦煌学术讲座。沈从文的来访过程后被他记录在个人回忆录《敦煌之梦》：“一天，著名作家沈从文来访，我在兼善的宿舍中接待了沈从文先生，他说是刚从敦煌过来要返回北京去，特意来看我。我们就敦煌石窟的保护和研究问题聊了一个多小时，因为沈从文也是一位服饰专家，所以我们还谈了很多有关历代服饰发展的问题，谈得很投机。沈先生对我说：‘听说你对敦煌壁画中的历代衣冠服饰做过细致的调查和研究，这很重要，敦煌这么多的形象资料，最好能写一篇专题论文来阐述这一问题，一定很有价值。’”

　　沈从文对段文杰说：“希望能尽快看到你的服饰论文。”沈从文还转达了他所了解的政策，说：“现在中央对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问题很重视，会有一个妥当的解决办法。应当化解矛盾，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把敦煌研究事业搞上去。”一席话使得段文杰很受鼓舞，送走沈从文先生后，立即动身返回敦煌做事。

　　沈从文念念不忘敦煌之美，或许当时只想找个同道一起谈谈个人心得感受。而沈从文之所以找段文杰谈敦煌，也是因为共同爱好，段文杰曾作过敦煌壁画的衣冠服饰研究，他把敦煌人物分为宗教和现实两种，前一种服饰多有想象，而后一种则是有事实根据，而且随时代而变化，很有研究价值。

　　1981年9月，当《丝路花雨》舞剧再一次进京演出时，著名化妆师杨树云专程去拜访了沈从文，他说八十高龄的沈从文谈起《丝路花雨》，竟然像孩童般活跃起来，他对杨树云的一些化妆提出了具体建议，如针对其中角色节度使夫人头上插的九根玉叶金钗，沈从文说，“插在头发里就没有一尺半了，而且古代的一尺也比现在短，现在夫人头上插的金钗太长，舞台上允许夸张也不能脱离生活的真实。（《唐风流韵》 作者杨树云）”

　　沈从文还拿出即将由香港出版付印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书稿给杨树云对照参考，杨树云说他趁着沈从文午睡的时候翻看，一看就入了迷，尤其对其中第130窟中之“晋昌郡太守乐庭瓌”和“都督夫人礼佛图”的画像解读看得仔细，从而给了杨树云很多的启发和感想。

　　在此不妨读读沈从文在《唐敦煌壁画乐廷瓌夫人行香图》中的解读，“唐代这种等级不同礼服，在传世画迹中所见实不多，而保留于敦煌壁画中却不少，有的时间虽属于晚唐，地区比较偏僻，因之还依旧保留中原旧制，接近开元、天宝规模。”沈从文显然是把敦煌服饰作为重要的服饰史来研究，因此经过他指点的《丝路花雨》演员服饰，基本上是再现了唐朝服饰的端庄、开放、大气，而且韵律感十足，古典气息浓郁，使人身临其境。

　　由这幅《行香图》，沈从文发现了唐时女人的一种装束“透额罗”，这种头饰后来转化为“勒子”，延续宋、元、明、清而不绝，“江南一带农家妇女，至今出门也还使用，和胸前围裙一样、爱美的多自出心裁，做得令人爽心悦目。”

　　难怪沈从文与张兆和在游览敦煌时心情完全像是回到江南一样，他致信张寰和说：“一切完全和南方情形不同，我们却觉得，想起了七四年去黄山，七六年去天平山，和大家一道看大枫树林……”

　　敦煌于沈从文来说，俨然成为一种梦境，一种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