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石家庄1月24日电 (郝烨) “百十钱穿彩线长，分来再枕自收藏。”我们从小念叨的诗歌，是中国传统年俗压岁钱的生动写照。过去，压岁钱是小朋友年尾的“压轴戏”。近年来，不少家庭以“文化拜年”形式，为压岁钱“瘦身”，背后折射出中国消费文化的时代变迁。

　　压岁钱起源于汉代，最初寓意辟邪驱鬼，保佑平安。随着民众生活水平提高，不断“加码”的压岁钱，让许多家庭春节变“春劫”。人们不禁陷入“冷思考”：难道红包“厚”了，意头却“薄”了？许多家庭开始探索拯救“年味儿”新“姿势”，为人情消费“松绑”。

　　鼠年春节，对白领梁凤宜来说格外“悠闲”，往年打除夕开始，她就忙着给亲朋的孩子发红包。今年大家一早约好要给红包“免单”，取而代之的是一首认真编写的拜年打油诗。

　　在梁凤宜看来，人情社会将红包金额看做凸显阶层的“面子”符号，却忽视了最关键的“里子”。在消费文化发生变迁的当代中国，以“文化拜年”形式解放红包，不但避免了“利”尚往来的尴尬，更增添了重情感、好彩头的拜年仪式感。

　　像这样的情况不在少数。“90后”张晓莉工作后每年会给父母发红包。但今年，张晓莉打算将红包变成红利：带上父母出国旅游过年。“其实父母并不在意红包厚薄，他们在意的是除旧迎新、阖家团圆的深层寓意。”在张晓莉看来，“年味儿”随着时代变化，但以交流陪伴为主题的家庭精神传承不应改变。

　　一直以来，中国广东等地有春节“派利是”“逗利是”习俗。无论家庭条件如何，派出的“利是”多是10元或20元(人民币)。春节期间，唐山“粤漂”杨傲威按照“利是”标准给晚辈派发红包，出乎意料地得到家人赞许。

　　杨傲威认为，红包本是一种社会生活的价值归宿，作为社群认同的纽带，人们不应从行为本身反对发红包，而要让这一传统习俗变为真切的精神关照。在他看来，压岁钱本是取其大吉大利、好运连连之意，只有回归“情”这个第一主题，才能避免其成为“甜蜜的负担”。

　　压岁钱金额在“减负”，获得压岁钱的途径却愈加多元。66岁的退休教师马必武谈及儿时领压岁钱的场景仍记忆犹新：“当时要想拿到压岁钱，不仅要向长者祝贺新春如意、问候身体康健，还要叩首施礼。”

　　今年春节期间，马必武特地带上9岁的孙子回老家祭祖，还准备了猜灯谜游戏，按照谜底难度设置不同金额的红包。在马必武看来，“文化拜年”是情感与传统的温馨碰撞，少谈一点“价码”，多添一些“文化”，才能将“旧年味”品出“新味道”。

　　鼠年春节，游子归家变成了反向春运，旅游过年取代了家中守岁，看春晚也搭配了“集五福”……年俗文化在转变，但其中蕴含的文化传承却始终未变。